近日，江西九江多个县市区相继发布倡议书，号召公职人员、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，强调绝不拖延推诿、不打折扣、不搞变通，引发社会关注。实际上，这种做法并非新鲜事，此前云南、贵州、安徽和湖北等地也发布过类似文件。这些文件虽然以倡议书形式发布，主要是倡导和鼓励性质，但个别文件措辞严厉，甚至将其与干部评优和提拔挂钩，传达出推进治理物业收费难的强烈信号。
据克而瑞物管研究中心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国物业服务企业（500强）平均收缴率降至71%，连续四年下滑。上市物企收缴率为78%，中小物企普遍低于65%，部分甚至跌破50%。公职人员带头缴费对缓解矛盾有一定作用，但需厘清物业费为何越来越难收以及这种做法能否成为破题关键。
物业收费难并非简单的民事纠纷。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，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，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。这一过程中，城市管理面临许多新挑战和难题，包括历史遗留问题和结构性矛盾，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，对专业化、精细化和智能化治理提出更高要求。
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，承载着人间烟火、群众安居。物业行业是社区良性运行的重要支撑，直接关联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。从环境卫生到公共设施，从垃圾清理到电梯运维，物业服务与居民日常生活密不可分，维系着围墙内外的社会公共秩序。好的物业服务既需要政府指导，也需要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，更离不开居民的深度参与。
物业管理的问题表面上是行业发展问题，深层次则是基层治理的关键枢纽，影响城乡社会和谐稳定。物业费是物业企业的基本收入来源，如果收缴不上来，物业企业难以维持，可能突然“撤退”，影响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和从业者生计，导致基层政府陷入“忙于兜底”的局面。这种多输结果显然不是各方愿意看到的，也是城市管理部门要竭力避免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