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洲政要为何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 背后的政治施压。德国总理默茨在欧盟峰会后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，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%，并提议采用1985年的“广场协议”作为解决方案。与此同时，欧盟围绕对华贸易逆差、产业竞争和供应链依赖问题讨论贸易防御工具，一些欧洲政客试图将中欧经贸关系描绘成所谓“系统性威胁”。这一动向反映了欧洲制造业的焦虑、保护主义冲动以及自我臆想的“战略自主困境”。
欧洲制造业面临压力的原因包括能源价格高企、创新投入不足、产业政策迟缓等长期因素，也有乌克兰危机外溢和美国产业补贴虹吸等现实冲击。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提升源于完整产业体系、持续技术投入、超大规模市场和充分市场竞争，并非靠汇率“人为制造”。给人民币贴标签解决不了德国制造业的问题，也补不上欧洲创新链条上的短板。
重演“广场协议”本质上不是经济处方，而是政治施压。1985年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“广场协议”后，日元大幅升值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，美元大幅贬值，但并未扭转美国贸易失衡问题。数据显示，1985年美国对日货物贸易逆差为461.52亿美元，1986年和1987年逆差不减反增，均超过550亿美元。
美国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“高消费、低储蓄”造成的国内经济失衡，以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要求美国必须进口商品、扩大对外投资来输出美元，即“特里芬难题”。单靠汇率政策无法扭转。今天个别欧洲政客借用这一叙事，实际上是把本应通过产业升级、市场开放和制度改革解决的经济难题，打包“甩锅”给中国。这既不符合经济规律，也不符合欧洲长期利益。
中欧贸易不应被逆差数字绑架，更不能被保护主义逻辑主导。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。预计2025年中德贸易额将超过2500亿欧元；约5200家德国企业在中国经营，中国仍是德国汽车、机械工程和电气行业的重要市场；中国德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，61%的受访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增加在华投资。欧洲从中国进口大量质优价宜的商品，降低了消费者成本，稳定了企业供应链，也支撑了欧洲绿色转型和数字化升级。若只看账面逆差，不看欧洲企业在华收益，不看中间品、服务贸易、投资收益和全球价值链分工，就容易得出片面结论。把“去风险”异化为“降依赖”，再滑向“设壁垒”，最终损害的是欧洲企业效率、消费者福利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。
